刚看到 Financial Times 关于 Google DeepMind 调整 AlphaFold 团队架构的报道,心里确实咯噔了一下。
AlphaFold 太特殊了。
它是过去十年最具标志性的 AI for Science 成果之一。2024 年,Demis Hassabis、John Jumper 与 David Baker 因蛋白质结构预测与计算蛋白设计相关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。
所以,看到团队重组、研究人员流动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:AlphaFold 要结束了吗?
我反而觉得,事情恰恰指向另一个方向。
AlphaFold 没有结束。它正在从一个明星项目,变成下一阶段 AI for Science 的基础能力。
AlphaFold回答了一个问题,但药物研发还有更多问题
2018 年,AlphaFold 在 CASP13 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中崭露头角。它瞄准的问题非常清晰:
给定一条氨基酸序列,预测它可能形成怎样的三维结构。
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。
过去,研究人员主要依赖 X 射线晶体学、冷冻电镜和核磁共振来获得结构信息。它们依然不可替代,但往往意味着漫长的样品制备、仪器排队、实验优化与失败重来。
AlphaFold 的出现,让研究人员能够更快获得高价值的结构假设,也改变了结构生物学的工作方式。
但如果站在药物研发的视角,结构预测只是第一步。
知道靶点可能长什么样,接下来呢?
哪个口袋真正可成药? 小分子应从哪里开始设计? 抗体或多肽如何提高亲和力与特异性? 突变会不会带来耐药? 蛋白降解剂的三元复合物是否稳定? 一个候选分子有效,还是只是模型看起来有效?
这些问题,AlphaFold 并没有直接回答,也从来不是为完整回答它们而设计的。
它打开的是“看见结构”的门,而药物研发真正困难的部分,是穿过这扇门之后的设计、合成、测试、失败与再学习。
从“解一道题”,到“让AI参与做科学”
这次团队调整最值得关注的,或许不是某位研究员去了哪里,而是 DeepMind 的重心正在变化。
过去的模式是:
围绕一个定义明确的科学问题,集中资源,训练一个足够强的模型。
AlphaFold 就是典型代表。目标清晰,评价指标相对明确,最终要证明的是:模型能不能把结构预测得足够准。
而现在,问题正在变成:
AI 能否参与提出假设、设计方案、选择实验、解读结果,并根据新数据持续修正自己?
这不是简单把 AlphaFold 做得更大,而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科研工作流。
DeepMind 的公开材料也显示,其布局已从结构预测延展到蛋白设计、基因组学、湿实验闭环、量子化学和核聚变等方向。
换句话说,未来的 AI for Science 不只是“AI 帮科学家算一算”。
它更可能是:
AI 帮科学家找到最值得做的下一步。
AlphaFold之后:AI正在真正走进实验室
如果说 AlphaFold 代表的是“AI 看见生命”,那么今年各团队的一系列动作,已经把下一站指向了更具体的方向:
AI 不再只负责预测,它开始进入科研流程,并尝试接手一部分“下一步该做什么”的决策。
6 月 30 日,Anthropic 推出面向科研场景的 Claude Science。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问答模型,而是一个可组织多智能体协作的科研工作台:总协调智能体可以调用数十种生物信息学、结构生物学、化学信息学等工具,按任务生成子代理;同时还设置了审阅代理,用于核查引用、计算和推理链条。
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“又多了一个科学聊天机器人”。
而在于,研究人员未来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模型,而是一支可以分工的 AI 研究团队:有人检索文献,有人处理数据,有人建模,有人生成图表,有人专门挑错。科学家要做的,逐渐从亲自完成每一个步骤,转向定义问题、判断方向,并审查关键证据。
OpenAI 的路线则更靠近实验闭环。
今年,OpenAI 展示了将 GPT-5 接入云端自动化实验室的案例:模型提出实验方案,机器人执行实验,实验数据再返回给模型,驱动下一轮决策。在无细胞蛋白合成优化任务中,这套系统完成多轮闭环实验,并显著降低了蛋白生产成本。
到了 6 月,OpenAI 又展示了基于 GPT-5.4 的近自主 AI 化学家在药物化学反应优化中的应用,同时发布 LifeSciBench,尝试衡量 AI 是否能处理真实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复杂任务,而不只是回答生物学知识题。
这背后的信号非常清楚:
AI 制药的竞争,正在从“谁的模型预测更准”,走向“谁能把模型、实验和数据回流连接得更紧”。
AlphaFold 解决的是“这个蛋白可能长什么样”。
下一代系统要解决的,是:
结构出来之后,下一步该设计什么?
哪个实验最值得做?
实验失败意味着什么?
新数据回来后,模型和策略该怎样调整?
对AI制药而言,真正的竞争逻辑正在改变
做 AI Drug Discovery 的人,可能都会有类似感受:
未来比拼的,不会是谁拥有一个更大的 AlphaFold,而是谁拥有一个更快、更可靠的研发学习系统。
我认为壁垒会集中在三个层面。
1. 真正值钱的,是设计到实验的数据闭环
现在,结构预测、序列生成和分子生成模型越来越容易获得。
AlphaFold2、ESMFold、ProteinMPNN、RFdiffusion,以及各类扩散模型和语言模型,都在迅速降低模型本身的门槛。
模型会越来越普及,但下面这些东西不会:
设计出的 1,000 个候选,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实验? 哪些实验数据能可靠回流到训练体系? 失败样本有没有被完整记录? 模型能否从“为什么失败”中学到东西? 这个循环能否持续压缩下一轮研发的时间和成本?
真正的壁垒,不是一次生成了多少分子,而是能否形成稳定的 Design-Make-Test-Learn 闭环。
模型只是发动机,实验数据与迭代速度才是赛车道。
2. AI的角色不是取消实验,而是让实验更有信息量
过去几年常有人说,AI 会替代实验。
我不太认同。
从实际经验看,AI 最有价值的角色并不是把实验室关掉,而是让实验从“大海捞针”变成“精准验证”。
传统筛选的逻辑是:
尽可能多做一些,期待从大量候选中碰到答案。
更理想的 AI 驱动研发逻辑则是:
先计算和推理,找出信息量最大的候选;再用实验产生决定性的证据;最后把结果回流给模型。
AI 可以负责提出优先级、压缩搜索空间、识别不确定性,并给出可证伪的假设。
实验负责给出真正能改变决策的证据。
不是 AI 替代实验,而是 AI 让每一次实验都更值得做。
3. 失败数据,可能比成功数据更稀缺
做多肽、抗体或蛋白设计的人都知道:真正限制模型效果的,很多时候不是网络结构不够复杂,而是缺少高质量、可追溯、可复用的实验数据。
尤其是这些数据:
多肽结合与活性数据 抗体 CDR 序列与功能数据 负筛选和交叉反应数据 合成失败、表达失败、稳定性失败的数据 原始实验条件、批次信息与质控记录
一条“失败”的数据并不等于没有价值。
如果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失败,是亲和力不够、毒性太高、溶解度太差,还是实验体系本身出了问题,那么它就能帮助下一轮模型少走弯路。
未来最强的 AI 制药平台,不一定拥有最多的数据,而是最能把失败转化为学习的数据系统。
最后
AlphaFold 获得诺奖,是 AI for Science 的高光时刻。
但它不是终点。
它更像一个分界线:在它之前,AI 主要被看作辅助工具;在它之后,人们开始认真讨论,AI 能否成为科研流程中的主动参与者。
对于 AI 制药来说,下一站不是“再造一个 AlphaFold”。
而是建立一个能把知识、模型、设计、实验和数据回流真正连接起来的系统。
未来最有价值的,不是最会预测的 AI,而是最会学习的研发体系。
